eqdf 在元宇宙中，区块链等技术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集成为一个新的技术系统时，构建了元宇宙智能化自动化治理机制。
这时候，一起散步的某个人就不能突然不辞而别，悄无声息地离开。但反过来说，该学派混淆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的趋向，也许恰恰是后来其影响力衰落的核心原因之一。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法律社会学 法律规范 。在远程的大规模陌生人行动之间的彼此协作，往往不得不依赖以文字为载体的正式文件、规章制度、法律等形式而展开。至少，此种激发性的态度，又可以区分出两种可能性。此外，社会不仅包括合作，同时也包含着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法律的概念》中，哈特在法律规则论之外，还要通过另外两个问题来讨论法律的性质问题，即法律与强制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这是因为，无论是法律、道德还是强制，最终都关涉人的实践和行动，以及个体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也即社会秩序的形成：法律在所有时空中所具有之最为显著的一般性特征即是：其存在意味着，某些类型的人类行动（human conduct）不再是任意的（optional），而是在某种意义下具有义务性的（obligatory）。因此，法学教育也必然是围绕着法律教义学的传授和训练展开的。因而，要进行法学研究，就必须注重历史分析方法，增强法学研究的科学性以及法学理论的深度与厚度。
对于法学家们思想的解构，必须忠实于原著的内容与观点，尊重作者的思路与逻辑。14世纪出现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使徒贫困问题的争论是权利概念正式出现的导火索，在这个世纪出现了对拉丁文ius的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的双重理解。形成可信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达成鉴古知今、回应现实的研究目标。三、历史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 （一）法律制度史的研究 人类有几千年的法律制度史，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及其发展演变，这不仅能积淀研究者的历史素养，也有利于开拓研究视野，特别是从法律历史中寻绎出法律深层次的进化动因、发展规律，能够对现行的法律制度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也能为法律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指引。
例如，孟德斯鸠心目中的自然法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孟德斯鸠本人并未清楚地作出交代，而英国学者夏克尔顿根据孟德斯鸠的全部著作，将之归纳为和平、果腹、吸引异性、社交生活、信仰上帝、到一定的年龄时的生育、到一定的年龄时的心智成熟、生来自由和独立、理智、平等、对死亡的恐惧、自我保护诸项，就可以让人们一目了然地知悉孟氏的自然法观念。同样，如果法学家不熟稔本民族特有的精神意识，也不可能编纂出适合于这一特定民族的法典来。
尊重历史，才能续文化。必须从所有这些方面去审视法律。对于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和法律观念史等不同客体，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纳不同的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进行正本清源的阐述，寻求提供给当代法律的启示。法律之所以要保留身份，是因为身份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和社会存在，针对特殊的主体规定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这在法律上本身就是必然之事。
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也是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来得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一著名结论的。横向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利于发现不同思想家和不同法学流派之间在观念上、价值取向上的异同，以此来展示思维的多元性和理论的多样性。他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要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但是，‘分权学说绝不是一套简单易识、毫不含糊的概念。正因如此，作者筚路蓝缕，从古代的混合政体入手，再分析当代社会分权理论的两大范式——均衡政体与权力分立——思想史上的争论及其发展脉络，然后结合英、美、法各国的分权法治实践，来研究分权理论对于指导法治制度建构的意义与功能。
而在各种法学研究方法中，历史分析方法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研究方法。可见，社会主义的中国法治建设也必须从分权入手，在中国国情上建立起权力科学分工、科学运行的合理机制。
勃艮第国王贡德鲍规定，小偷的妻和子如果不告发，就降为奴隶。因而，以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基本路径来对之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提炼，抽象出内蕴于法典背后的精神和理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立法中完全凭意识、意志驰骋，只会导致法律脱离现实，悖逆人心。第三，契约的效力不同。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不是对思想家们学说的简单复述，它需要分析、理解、诠释，条理化思想家的学说，归纳其论证逻辑、推论方式，评价其理论得失及其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前两点都与史料有关，不能完全精确要么是因为收集的资料不完备，特别是遗漏最为主要的材料。当然，还需要注意的是，从思想背景而言，既包括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态势，正如我们现在常言的国情，但也要注意其他学科的发展背景。这样追本溯源的分析，对于法学研究的意义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凡此现象并非各自孤立存在，它们实际乃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取向，而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特立独行的景貌。三是研究者常易尊重历史事实、忽略现在环境，而使法律陷于保守。
它怀疑创新、断裂、‘范式转换以及青年的活力与性急。比方说，如果集中于不当得利观念史的研究，就可以对不当得利制度的源起、历代法学家对之进行的科学解说、目前在各国法律内如何具体规定等进行历史的、综合的、比较的研究，这无疑会为读者勾勒出不当得利语义、学说、制度的整体脉络，也有利于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积累。
更具体地说，分权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而言，是一种由阶级分权向职能分权的过渡。通过这样的观念梳理与历史分析，我们才能识别不同时代的自然法究竟指称什么，而不会因为共同的自然法名称而导致理论界定上的迷失。
就此而言，法学研究中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者，必须具备基本的社会常识，必须拥有归类分类的能力，必须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必须掌握协调材料和观点的能力。这正是现代法律的文明所在，进步之根。至于定位，则是研究者要在思想史的整体脉络中客观地、中肯地评价法学家法律思想的意义和地位，既不能无限拔高，也不能随意贬低。同样，没有人的尊严的思想再次被人们提起和关注，《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不会出台，而二战后波及全世界的人权运动也将失去思想动力。
借助于繁杂的历史资料与制度文献，孟德斯鸠一方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炼法律原理，例如他言道：事实表明，单纯依仗权威总是显得那么笨拙，以至于得出了一条公认的经验，那就是，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实现繁荣。就此，梅因得出了法学史上的经典结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
所以，在浩繁的资料中如何选择研究的角度，这考量着研究者的智慧与能力。我们知道，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跨度较大、文献浩繁、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大部头的研究著作不计其数，然而，在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奥克肖特却以独特的视角——道德观念的深化——来清晰出勾勒出从中世纪到现代欧洲近500年政治思想史的流变及其对政治统治的影响。
或分析法律思想发展的脉络。撇开神学的自然法不论，即以世俗的自然法而言，我们在历史的时段上就可以发现有三种不同关于自然法的界定：一是参照自然的自然法，如古代中国的道家学派强调道法自然，儒家因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而主张等级秩序。
由上述的简介不难看出，不以人物、学派研究政治思想的内容，而以道德观念的流变来作为划分政治思想分期的脉络，表明了作者高超的论证技艺以及独到的观察视角。所以，具备历史感或历史意识，是法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也是真正拥有法律功底、法律学识的标志，因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如果我们不去看一条法规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那我们也许就完全把握不住这条法规的意义。而契约表征的是拥有自由意志、能为自己作主的独立的法律主体，这正是从启蒙运动以来法律发展的内在主线。12世纪出现了权利概念的萌芽，同时这个世纪也出现了世俗个人主义的萌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所以，正确地运用历史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对历史上的制度、学说、观念等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也能够鉴古知今，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法学理论的深化提供助力。
而西方法律思想的流变，按此前提到的奥克肖特的分析，经历了共同体道德、个人主义道德和集体主义道德的流变，促成了不同形态的法律制度的诞生。同样，一种思想的发展变化也必须在时势更替中寻找合理的答案。
这种道德萌芽于12世纪，形成于16世纪，但真正作为主流的道德则是在启蒙运动时期。阶级分权强调的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应在国家政权中都有着一定的比例，防止某一阶级（阶层）独揽国家大权。
